在开国上将中，许世友、陈锡联、韩先楚等军事指挥员名气较大，而像钟期光这样的政工出身的将领则相对低调。
钟期光，作为一位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将领，是土地革命时期南方红军游击队的代表之一，长期活跃在湘鄂赣边区。他在抗战时期加入新四军，先后担任团政治部主任、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务。抗战胜利后，他继续担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。1947年1月，山野与华中野战军合并后，华中许多将领担任副职，比如华中野战军参谋长刘先胜担任了华野副参谋长，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则成为华野副主任。合并后的两军总有正副职之分，华中部队的干部做出了很大让步。比如，唐亮和钟期光的资历差不多，按理钟期光应当担任正职，但为了两军团结，他仍然选择担任副主任。1947年7月，华野分兵后，唐亮与陈士榘带领部队独立作战，而华野的具体政治工作则由钟期光主抓。 在战争时期及解放后，钟期光担任了许多副职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被调任南京军事学院，先后担任政治部主任、副政委等职务。1957年春，他被提拔为代理政委。当时，学院院长因身体问题无法工作，于是上级决定让钟期光担任院长，军事学院的工作由陈伯钧和钟期光共同负责。然而，从1957年起，南京军事学院开始进行反教条运动，学院的工作一度受到强烈否定。在院长外出治病时，钟期光和陈伯钧一起在会上作检讨，尽管他们做了检讨，但没有完全通过，甚至有人说钟期光的检讨不够深入。很快，陈伯钧调离，去高等军事学院担任副院长，原本是战役系学员的廖汉生被任命为新院长，与钟期光共同工作。1958年，随着对教条批判的升级，学院召开了多次扩大会议。新院长在回忆中提到，虽然教学上存在一些不足之处，但有些批评过于激烈，并且他不同意这种言辞。在会议期间，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受到了批评，并且钟期光再次被点名批判。即使陈伯钧已经调走，钟期光仍然受到影响，军事教育的才能也未能完全发挥。此时，钟期光提出，考虑到自己是原班子成员，他建议将廖汉生推选为第一书记。虽然廖汉生表示不同意，但仍有人支持这个建议。1959年，钟期光被免去政委职务，之后休息并去苏联治疗一段时间。回到北京后，他开始赋闲。后来，叶帅将他调到军科院担任副政委。在回忆这段经历时，钟期光表示，他对与萧克的关系始终如一，认为当时一边倒学习苏联，请顾问、翻译苏军教材是政治方针和重大决策的体现。由于这些方针和决策的实施，实际工作中出现了问题，下面的人员也因此受到批判。他认为，学院在不同场合上对这些问题的强调和宣传，有时被不公正地扣上了教条标签。后来在军科院工作时，钟期光辅助叶帅，曾一度兼任政治部主任和战史研究部部长。叶帅把彭绍辉、王新亭、宋时轮等人放到第一线工作。1963年，钟期光接替王新亭，开始分管院党委的日常工作，叶帅鼓励他说：你我之间没有隔阂，你干劲大，很好！在军科院的这段时间里，钟期光收获了许多美好的回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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